庄亨阳与《禁洋私议》

庄亨阳（1686-1746年）字元仲，号复斋，靖南（今福建南靖奎洋镇）人，康熙五十七年（公元1718年）进士。历任山东莱州潍县知县、国子监助教、吏部检封司主事、汉阳府同知、湖北内监试、徐州府知府、江南按察使分巡淮安、徐州、海州道。庄亨阳为官清廉刚正，政绩显著，关心民生疾苦，他与鄙视自然科学的封建士大夫不同，他大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，并提出对外开放交流的思想，这集中体现在他的《禁洋私议》。

庄亨阳所处的时代，正是清政府大力施行海禁政策、闭关锁国的时期。清廷害怕海民在鞭长莫及的海上结党聚私，酝酿抗清活动。早在清顺治十三年就禁下海贸易，犯禁者不论官民，一律处死，货物从官，犯人家产赏给告发人，地方文武一律革职，从重治罪，地方保甲不告发，便一律处死。康熙二十三年平定台湾以后，曾有条件地开放海禁，但之后又不断地下达各种有关海外贸易的禁令，对出洋经商和外商来华贸易都有种种的防范和限制。康熙皇帝说：海外如吕宋，噶喇巴（今印尼雅加达）等口岸，多聚汉人，此即“海贼”之根。康熙年间，漳浦人蓝鼎元《论海洋弥捕海贼书》中描述了当时情况：“一船下水，必有族邻乡保具结，地方官查验，烙号给予护照牌照，方敢外出贸易。”经过这样严格审查的商船，仍禁止他们携带枪炮等自卫武器。

中国商船“自度无炮火枪械，不能御敌，又船多重滞，难以走脱，闻声落帆，惟恐稍缓，相顾屏息，侯贼登舟捆絷。”清政府还在《大清律》二百二十五章规定：一切官员及军民人等，如有私自出海经商，或移往外洋海岛者，应照交通反叛律处斩立决。仅属失察者免死，革职永不叙用，获准外洋贸易的，如留在外国，则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，还要行文国外，将留下之人，令其解回立斩。

海禁政策，给福建沿海的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，阻碍了商品流通，限制了人口的自然流动，使福建沿海在东南亚的贸易一落千丈。为此，当地的士大夫阶层中，也涌现了一批主张解除海禁、对外开放的开明人士，庄亨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。

康熙五十六年五月，闽中督抚大臣奉命巡视海疆，庄亨阳“以职守从”，之后庄亨阳以他的实际见识，在《禁洋私议》中指出了与南洋发展贸易的好处及海禁的弊端：“福建僻在海隅，人满财乏，惟恃贩洋。番银上以输正供，下以济民用。如交留吧（噶喇吧），我民兴贩到彼，多得厚利以归，以未归者，或在彼处为甲必丹转徙贸易，每岁获利千百不等，寄回赡家。其族戚空手往者，咸资衣食给本钱为生，多效巨富。故有久而未归者，利之所存，不能遽舍也，去来自便，人各安其生。自海禁严，年久不听归，于是获利者既多，徒望故乡而陨涕者，又有在限内归，而齎金过多，为官吏垂涎，肆行勒索无所控告者，皆其闭也。夫不听其归，不可。若必促使尽归，令岛夷生疑惑，尽逐吾民，则自绝利源，夺民生而亏国计，尤不可也。”

庄亨阳论驳海禁与主张南洋贸易，并批评了一些大臣不恤民情的做法：“又设禁之意，特恐吾民作奸，勾岛夷以窥中土，不知交留吧者不过荷兰一小属国，去荷兰尚数千里，相隔千里，相隔既远，无从生心。又吾民在彼此，贫则仍留，富则思返，怀土顾家，亦无心引彼窥我之事，此皆前任督抚不恤民瘼，张大其说，以见己之留心海邦，而厉阶之生，遂至今为梗矣。”

庄亨阳敢于冲破陈规俗律，大胆阐述了解放思想，开放海禁，发展海外贸易的外交理念，此外他还建议在开放的同时加强海关管理。他认为：“为今之计，莫如听其自便，不给照，不挂号，永驰前禁，令海船得以及时往返，不遭恶风，无覆破之患，此上策。其次于出口时，取具船户甘结，不得将奸人载回，违者罪之。再则于入口之时，严加议察，异服异言不得入港，其年久在限外回者，令自供籍贯，造册报官存察，到家安插后，陆续取其族长或邻居甘结，地方官不得藉端蒙骗。”庄亨阳的这些主张深得大学士蔡新，礼部侍郎、著名的文学家方苞等人的支持，并受到朝廷的重视。正是庄亨阳等一批开明的封建士大夫的努力，雍正五年，经福建总督高其卓的奏请，清廷批准恢复对南洋的贸易。

庄亨阳这种开放对外交流的思想，既有继承前人经世致用思想的衣钵，也有超出当时士大夫阶层意识、独具慧眼的一面。

近代有学者指出，其开眼看天下和“兴利贵在因时，除患务求探本”的思想，无疑是100多年后魏源、林则徐等人向西方学习，放眼世界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思想的源泉，对当时的社会乃至后世都有着深刻的意义。

庄亨阳一生勤政爱民，深受百姓爱戴。乾隆十一年（1746年），庄亨阳因劳累过度病逝，终年61岁，同僚才发现他盖的只是一条破棉被，衣箱里没有一件新衣服。官员百姓无不沉痛哀悼。当时，蔡新为他书写了墓碑，方苞为他作了墓志铭，文中赞扬说，“君之生不怍于人，死不愧于天”！（杨特团  陈跃虹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