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范于家树轨于朝 ——蔡新、蔡世远家风之我见

您当前的位置 : 清风文苑       2018-10-16 17:27    来源:福建日报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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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历史文献影视纪录片《蔡新、蔡世远家风、家训》,是一部发掘漳州乡土历史文献中的家风、家训资源,用于现实的廉政教育、家庭建设的生动教材。作为参与此片拍摄工作的漳籍在京的文史工作者,我想谈谈我对蔡新、蔡世远家风、家训的丰富内容、思想特色、文化价值及其现实警示、教育意义的一点学习心得。

  蔡新是清乾隆时期的理学名臣,一代循吏,人品端正,学问深醇,在朝则恪恭奉职,居家则恤民律己。当他93岁的漫长一生落幕时,朝廷谥号“文恭”,家乡百姓则恒念“蔡相爷”不已。其家风家训,碑在众口,芳馨遗远。

  与蔡新常常连名并称的蔡世远,则是蔡新的从叔父(堂叔)。他比蔡新年长26岁,是康、雍年间的理学名家、文苑作手、著名廉吏。他54岁时既归道山,身后萧条,曾在上书房听过他讲读的乾隆帝及诸皇子赠银助其发丧。他一生虽曾官至礼部侍郎,但主要以讲读、著述为业,有《二希堂文集》及多种著作传世,是当时世所崇尚的宋儒理学中“闽学派”的代表人物之一。朝廷谥号“文勤”,闽中学子中特出者多引他为文宗。

  蔡世远对蔡新的影响是巨大的。蔡新小时聪颖超群,蔡世远对他尤为喜爱。当蔡世远结束在福州鳌峰书院的讲学归家后,即聘请自己的学生林莹光主持下布村私塾“梁峰书室”,林莹光遂成为对蔡新最有影响的蒙师、经师,将蔡世远的理学家法接引传递给蔡新等侄辈的津梁。“新幼承诸父训,长而受经,所卒业者惟二先生……其一则疆恕先生(即林莹光)也,皆以真诚启迪,惠训不倦。新兄弟不陨先绪,二先生之力为多。”后来,乾隆帝看到蔡新进呈的讲经文字,曾说:“新究心根柢,守世远家法,深敬礼之。”历史上,蔡新因位高久宦,名望高于蔡世远,但后人著述,每提蔡新却必提蔡世远,如《清史稿》说“新谨厚承世远之教”。192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“蔡新”条也特别指出,“蔡新,其端和恭谨,多得世远之教”。可见,若论蔡新家风,必溯源承绪于蔡世远。两蔡家风、家法、家训,合而论之,方能悉称。

  中国传统的家风、家训,延续的是家族的历史和轨范,积淀成为一种价值观,最终传承的是特定的历史文化。那么,蔡新、蔡世远的家风、家训,在思想文化内涵上和表现形态上有哪些鲜明特色呢?约而论之,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申述。

  践履性。既然家风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,它可以用文字写在家训、家规中,也可以表现为言传身教、潜移默化的世代接续的践履中。两蔡家风、家训的文字传写形态,以现有文献资料而言,已难以准确稽考。它的内涵主要表现在蔡世远、蔡新的遗踪和往迹之中,蔡新主张对修家谱持严谨的态度,反对依附望族,扳援贵势,诬其祖以自重,说“夫祖孙父子之间,精神命脉,一气感通,焉可诬也”。在史料里和乡梓口碑里,有许多蔡新居家时谨守家风、约束子弟、规诫族人的事迹,如任主考时令儿子蔡本俶回避,“身居宰相,家属县令”“有万世溪南,无百年宰相”等,嘉言懿行,为人传颂。要之,看“两蔡家风”,要点不在于稽考其文字条款,而在于追踪其践履形迹,把握其重在践履的特征。

  理学魂。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的宋代理学,自康熙朝起,延续至雍、乾,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、伦理哲学,用以涵育、弘扬一代士大夫风气,并使天下翕然风从,为稳定、发展异族入主的清王朝,在理论基础上奠了基,在舆论导向上定了调,这种接受汉文化的政策,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。考察两蔡家风,也要放在这个大的历史文化变迁的背景上,才能得其精要。

  两蔡家族,溯其远祖,即以朱子之学为家学,至蔡世远,更视朱子之学为儒家正学,认为“朱子之学不明而‘四书’之意亦因以晦”。张伯行在给蔡世远的信中也说:“今日正学不明,能深任斯道以绍承家学者,非年兄昆仲而谁?”朱子之学,是一种既高度哲学化,又具备践履可行性的政治、社会、家庭伦理学,主张士大夫的修养要德行与学问并重。蔡世远主张“学者苟能纯主敬之功,穷理力行”,就可以使人使己“复其性之本然”,达到澄本清源,得其身心性命之真。

  理学的性理精义,实乃两蔡家风的灵魂,也是蔡新所固守的“世远家法”的核心价值观。蔡新主张的养心说,与蔡世远所说的“复性”说可以相互发明,也是从人的德行品性的培养、主观精神世界的修养入手,切入求学问道的真谛,处世立身的鹄的阐扬之、明辨之。为此,他特地辑录先儒有关操心、养心、存心、求放心等方面的论述,编成《事心录》,以自勉自修并教育学子、子弟。

  总之,两蔡家风是两位终身以传授、讲读理学精义为职志的学者的家风,是从他们的从教实践中提炼出来的,具有一般家风、家训所罕见的高度的思想性,是粹然学门之风,道门之风。

  立人则。两蔡家风、家训,重在向学问道,旨归在养气立人,在学子、子弟中培养为封建社会继续生存、发展所需要的高端人才。

  蔡世远的养气立人说,悬得极高,他在给雷鋐的信中说,对于学子“必勉之使为天下所不可少之人,匪徒为天下不可少之人,又当为一代不可少之人,匪徒为一代不可少之人,又当为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”。他要求学生“眼前立大志向,定大规模,随所读之书,自体心验,随所行之事,迁善改过,开其学识,使益宏裕,养其德器,使益坚定”。他把孟子的“养浩然之气说”与“天降大任于斯人说”纳入理学的轨道,颇有创意地提出自己的养气立人说。他说,“血气之气(按:指溺于利欲俗学的鄙俗之气)不可有,义理之气不可无”“见理明而浩然之气胜也”“世之学者苟能不慑于卑贱,收其心,养其气,于以入圣贤之奥不难矣”。

  如果说蔡世远从立人的目标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,那么,久历宦海,多次参与为国抡才活动的蔡新,则从自身的政治实践中,提出了许多作育人才、识别人才、使用人才的切实见解和举措。例如,他说,“人才者,国家之元气也”“人君之道,莫大于用人”“用人之法,惟其实不惟其名”。他主张选拔人才,要把德放在第一位,“德者,本也,事所从出也”“才全德备,体用兼优”,才是贤才。蔡新还把这些具体的作育贤才的方法途径,提到理学的道的高度,认为“君子在下则守身正所以守道,君子在位则守官即所以守道”。守身、守官均以践行道为宗旨,“践行之实,一一体之于身”。致仕之前,蔡新还以“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”为题,在辟雍讲《易》,为身与道侔,日进日新的理学自信,作了一次精彩的发挥。

  修身戒。家风、家训是有家族乃至国族的文化凝聚力的,它在教育实践上,道德实践上,往往体现出一种约束力,甚至凝结为修身戒律。两蔡家风,在立人正身方面,除了从天理大道多所正面阐发之外,还有许多针对人欲、势利的颇具问题导向的批判性的警示。蔡世远认为,“澄本清源,惟在义利一关。此最难得之,义即天理,利则人欲,当认得透彻,断得斩截”“今世之病,大半在势利”“士子束发受书,凡父所以教其子,师所以教其弟子者,不过以拾科第取利禄为急务,身心性命有如外物。甚或攀援趋附,以为进身之阶,幸而得志,则以掠禄固位肥身保家为长策”。怀着这种势利之心求学、立身、入仕,势必成为最坏的禄蠹,为害社稷苍生。蔡世远还认为,在义利一关上“加功最难”。他主张用谢氏“心常惺惺之法(注:惺惺,警觉之义)常自提撕敛束,自然坐立不至放佚,心体不至自怠。以此穷理,心极清明,以此克己,气极勇决。更日加涵养,德成而学就。所谓彻终功夫也”。

  蔡世远这些关于修身之戒的真知灼见,是他从小承礼义之教,毕生躬行的经验之谈。他的母亲吴氏注意从小就对世远兄弟进行品行教育,“时训诸子以义,一丝栗必问所从来”,使之在利欲面前“卓然有守”。史载他“夙有好善之心,每见端人正士及一言一行足录皆心识”。蓝鼎元说他学行超卓,“虽闭户家居,不肯向人妄投一刺(注:刺,即名片。投刺即干谒权势之意)”,时人称他“其学必先义利之辩,自少自志未尝一言欺人,为官俸禄之外未尝受人一钱”。他为官时因回原籍休假逾期而丢官,却不肯找人关说的事,很能见出他守身之严。他说,“吾闻古者受爵而让,未闻投牒以自申也”。

  同样,蔡新在收放心、养仁心、严守道方面,也有许多警策之论。他认为官道失守的原因在于嗜欲深而私利重,“一旦利害当前,爵禄重则名义轻,身家重则志趣靡,未有不颓然丧其所守者”。他在督学河南时,对当地名家子弟请托以求功名,持严斥峻拒的态度,也能见出他对士人修身所当戒的明白警示。

  家国情。家风、家训初看起来似乎仅限于一家一族之事,其实,它的涵养和积淀,有着文化的浸润性,辐射性。它往往向外与民风、社风、学风、政风相连。家事也连着乡事、政事、国事乃至天下事。历史上好的家风、家训,已经远远超出对本家族的教化作用,而成为社会教育的一种独特形式,可以说,家风家训是中国人最切身也最深广的文化追求,是带着体温、带着亲情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,是中国人陶冶、升华家国情怀的理性工具。两蔡家风,起于漳浦下布,经鳌峰书院,上达京华,具备了家训、乡礼、书院约、邦国宪等形式,立范于家,树轨于朝,能使人警觉自律,也能使人意融和合,的确是一份值得我们珍视、研究、发扬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。(曾镇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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