立范于家树轨于朝 ——蔡新、蔡世远家风之我见
历史文献影视纪录片《蔡新、蔡世远家风、家训》，是一部发掘漳州乡土历史文献中的家风、家训资源，用于现实的廉政教育、家庭建设的生动教材。作为参与此片拍摄工作的漳籍在京的文史工作者，我想谈谈我对蔡新、蔡世远家风、家训的丰富内容、思想特色、文化价值及其现实警示、教育意义的一点学习心得。
蔡新是清乾隆时期的理学名臣，一代循吏，人品端正，学问深醇，在朝则恪恭奉职，居家则恤民律己。当他93岁的漫长一生落幕时，朝廷谥号“文恭”，家乡百姓则恒念“蔡相爷”不已。其家风家训，碑在众口，芳馨遗远。
与蔡新常常连名并称的蔡世远，则是蔡新的从叔父（堂叔）。他比蔡新年长26岁，是康、雍年间的理学名家、文苑作手、著名廉吏。他54岁时既归道山，身后萧条，曾在上书房听过他讲读的乾隆帝及诸皇子赠银助其发丧。他一生虽曾官至礼部侍郎，但主要以讲读、著述为业，有《二希堂文集》及多种著作传世，是当时世所崇尚的宋儒理学中“闽学派”的代表人物之一。朝廷谥号“文勤”，闽中学子中特出者多引他为文宗。
蔡世远对蔡新的影响是巨大的。蔡新小时聪颖超群，蔡世远对他尤为喜爱。当蔡世远结束在福州鳌峰书院的讲学归家后，即聘请自己的学生林莹光主持下布村私塾“梁峰书室”，林莹光遂成为对蔡新最有影响的蒙师、经师，将蔡世远的理学家法接引传递给蔡新等侄辈的津梁。“新幼承诸父训，长而受经，所卒业者惟二先生……其一则疆恕先生（即林莹光）也，皆以真诚启迪，惠训不倦。新兄弟不陨先绪，二先生之力为多。”后来，乾隆帝看到蔡新进呈的讲经文字，曾说：“新究心根柢，守世远家法，深敬礼之。”历史上，蔡新因位高久宦，名望高于蔡世远，但后人著述，每提蔡新却必提蔡世远，如《清史稿》说“新谨厚承世远之教”。1921年商务印书馆初版的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“蔡新”条也特别指出，“蔡新，其端和恭谨，多得世远之教”。可见，若论蔡新家风，必溯源承绪于蔡世远。两蔡家风、家法、家训，合而论之，方能悉称。
中国传统的家风、家训，延续的是家族的历史和轨范，积淀成为一种价值观，最终传承的是特定的历史文化。那么，蔡新、蔡世远的家风、家训，在思想文化内涵上和表现形态上有哪些鲜明特色呢？约而论之，可以从五个方面加以申述。
践履性。既然家风说到底是一种价值观，它可以用文字写在家训、家规中，也可以表现为言传身教、潜移默化的世代接续的践履中。两蔡家风、家训的文字传写形态，以现有文献资料而言，已难以准确稽考。它的内涵主要表现在蔡世远、蔡新的遗踪和往迹之中，蔡新主张对修家谱持严谨的态度，反对依附望族，扳援贵势，诬其祖以自重，说“夫祖孙父子之间，精神命脉，一气感通，焉可诬也”。在史料里和乡梓口碑里，有许多蔡新居家时谨守家风、约束子弟、规诫族人的事迹，如任主考时令儿子蔡本俶回避，“身居宰相，家属县令”“有万世溪南，无百年宰相”等，嘉言懿行，为人传颂。要之，看“两蔡家风”，要点不在于稽考其文字条款，而在于追踪其践履形迹，把握其重在践履的特征。
理学魂。以朱熹为集大成者的宋代理学，自康熙朝起，延续至雍、乾，成为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、伦理哲学，用以涵育、弘扬一代士大夫风气，并使天下翕然风从，为稳定、发展异族入主的清王朝，在理论基础上奠了基，在舆论导向上定了调，这种接受汉文化的政策，在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。考察两蔡家风，也要放在这个大的历史文化变迁的背景上，才能得其精要。
两蔡家族，溯其远祖，即以朱子之学为家学，至蔡世远，更视朱子之学为儒家正学，认为“朱子之学不明而‘四书’之意亦因以晦”。张伯行在给蔡世远的信中也说：“今日正学不明，能深任斯道以绍承家学者，非年兄昆仲而谁？”朱子之学，是一种既高度哲学化，又具备践履可行性的政治、社会、家庭伦理学，主张士大夫的修养要德行与学问并重。蔡世远主张“学者苟能纯主敬之功，穷理力行”，就可以使人使己“复其性之本然”，达到澄本清源，得其身心性命之真。
理学的性理精义，实乃两蔡家风的灵魂，也是蔡新所固守的“世远家法”的核心价值观。蔡新主张的养心说，与蔡世远所说的“复性”说可以相互发明，也是从人的德行品性的培养、主观精神世界的修养入手，切入求学问道的真谛，处世立身的鹄的阐扬之、明辨之。为此，他特地辑录先儒有关操心、养心、存心、求放心等方面的论述，编成《事心录》，以自勉自修并教育学子、子弟。
总之，两蔡家风是两位终身以传授、讲读理学精义为职志的学者的家风，是从他们的从教实践中提炼出来的，具有一般家风、家训所罕见的高度的思想性，是粹然学门之风，道门之风。
立人则。两蔡家风、家训，重在向学问道，旨归在养气立人，在学子、子弟中培养为封建社会继续生存、发展所需要的高端人才。
蔡世远的养气立人说，悬得极高，他在给雷鋐的信中说，对于学子“必勉之使为天下所不可少之人，匪徒为天下不可少之人，又当为一代不可少之人，匪徒为一代不可少之人，又当为千百代所不可少之人”。他要求学生“眼前立大志向，定大规模，随所读之书，自体心验，随所行之事，迁善改过，开其学识，使益宏裕，养其德器，使益坚定”。他把孟子的“养浩然之气说”与“天降大任于斯人说”纳入理学的轨道，颇有创意地提出自己的养气立人说。他说，“血气之气（按：指溺于利欲俗学的鄙俗之气）不可有，义理之气不可无”“见理明而浩然之气胜也”“世之学者苟能不慑于卑贱，收其心，养其气，于以入圣贤之奥不难矣”。
如果说蔡世远从立人的目标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，那么，久历宦海，多次参与为国抡才活动的蔡新，则从自身的政治实践中，提出了许多作育人才、识别人才、使用人才的切实见解和举措。例如，他说，“人才者，国家之元气也”“人君之道，莫大于用人”“用人之法，惟其实不惟其名”。他主张选拔人才，要把德放在第一位，“德者，本也，事所从出也”“才全德备，体用兼优”，才是贤才。蔡新还把这些具体的作育贤才的方法途径，提到理学的道的高度，认为“君子在下则守身正所以守道，君子在位则守官即所以守道”。守身、守官均以践行道为宗旨，“践行之实，一一体之于身”。致仕之前，蔡新还以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为题，在辟雍讲《易》，为身与道侔，日进日新的理学自信，作了一次精彩的发挥。
修身戒。家风、家训是有家族乃至国族的文化凝聚力的，它在教育实践上，道德实践上，往往体现出一种约束力，甚至凝结为修身戒律。两蔡家风，在立人正身方面，除了从天理大道多所正面阐发之外，还有许多针对人欲、势利的颇具问题导向的批判性的警示。蔡世远认为，“澄本清源，惟在义利一关。此最难得之，义即天理，利则人欲，当认得透彻，断得斩截”“今世之病，大半在势利”“士子束发受书，凡父所以教其子，师所以教其弟子者，不过以拾科第取利禄为急务，身心性命有如外物。甚或攀援趋附，以为进身之阶，幸而得志，则以掠禄固位肥身保家为长策”。怀着这种势利之心求学、立身、入仕，势必成为最坏的禄蠹，为害社稷苍生。蔡世远还认为，在义利一关上“加功最难”。他主张用谢氏“心常惺惺之法（注：惺惺，警觉之义）常自提撕敛束，自然坐立不至放佚，心体不至自怠。以此穷理，心极清明，以此克己，气极勇决。更日加涵养，德成而学就。所谓彻终功夫也”。
蔡世远这些关于修身之戒的真知灼见，是他从小承礼义之教，毕生躬行的经验之谈。他的母亲吴氏注意从小就对世远兄弟进行品行教育，“时训诸子以义，一丝栗必问所从来”，使之在利欲面前“卓然有守”。史载他“夙有好善之心，每见端人正士及一言一行足录皆心识”。蓝鼎元说他学行超卓，“虽闭户家居，不肯向人妄投一刺（注：刺，即名片。投刺即干谒权势之意）”，时人称他“其学必先义利之辩，自少自志未尝一言欺人，为官俸禄之外未尝受人一钱”。他为官时因回原籍休假逾期而丢官,却不肯找人关说的事，很能见出他守身之严。他说，“吾闻古者受爵而让，未闻投牒以自申也”。
同样，蔡新在收放心、养仁心、严守道方面，也有许多警策之论。他认为官道失守的原因在于嗜欲深而私利重，“一旦利害当前，爵禄重则名义轻，身家重则志趣靡，未有不颓然丧其所守者”。他在督学河南时，对当地名家子弟请托以求功名，持严斥峻拒的态度，也能见出他对士人修身所当戒的明白警示。
家国情。家风、家训初看起来似乎仅限于一家一族之事，其实，它的涵养和积淀，有着文化的浸润性，辐射性。它往往向外与民风、社风、学风、政风相连。家事也连着乡事、政事、国事乃至天下事。历史上好的家风、家训，已经远远超出对本家族的教化作用，而成为社会教育的一种独特形式，可以说，家风家训是中国人最切身也最深广的文化追求，是带着体温、带着亲情的中华传统美德教育，是中国人陶冶、升华家国情怀的理性工具。两蔡家风，起于漳浦下布，经鳌峰书院，上达京华，具备了家训、乡礼、书院约、邦国宪等形式，立范于家，树轨于朝，能使人警觉自律，也能使人意融和合，的确是一份值得我们珍视、研究、发扬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。（曾镇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