谷文昌廉政故事——反对“四风”篇
文昌不仅带领东山人民制服风沙,把一座荒凉、苦难的海岛变成美丽、幸福的海岛,同时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其中最为感人的,是他的公仆情怀和廉洁齐家的“谷氏家风”。
为传承红色基因,厚植廉洁文化土壤,我们从谷文昌诸多感人事迹中,梳理出一批廉洁修身、廉洁齐家、廉洁从政和反对“四风”的小故事,借此带领广大党员干部走近谷文昌,走进一个共产党人磊落无私的精神世界。
改变成分
1947年1月，谷文昌任林县第十区区长。时逢中共中央《关于清算减租减息及土地问题的指示》贯彻落实之际，林县县委开始在全县实行土地改革。
“土改”开始，各区按规定，即根据土地占有量多少来划定。但是有的村子土地肥沃产量高；有的土地贫瘠产量低。因此，有些人尽管土地比较少，但因为土地肥沃，生活反而过得比土地多而贫瘠的人家好。有的区，则按百分比来划地主富农，地区再穷也要“矮个中挑高个”，划出若干地主富农，认为这样才是真革命。一个李姓大户，按耕地面积可算富农，若按粮食产量则划不到富农。谷文昌认为应该实事求是，按粮食产量来划分阶级成分。他的看法在区委里得到领导们的认可，并形成统一意见。结果这个李姓大户被改划为上中农。
李家因此对谷文昌感激不尽。谷文昌说，你们不用感谢我。区委、区政府是根据党的政策对照，实事求是改变你的成分，要感谢，应该感谢共产党。
“土改” 纠偏
1948年初，新上任的林县县委书记马兴元深入试点村，征求基层领导们的意见。轮到谷文昌反映问题，作为“老基层”的谷文昌，反映的是令人震惊的实际问题：在一些区村，“土改”做过了头。有些村的地主被斗得扫地出门，富农的地产一分也没留。这种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做法激起社会矛盾，给工作造成障碍，应该采取措施，及时纠正。
马兴元深受震动，随即在5月份把谷文昌调到林县第二区（合涧区）任区长，进行土地改革复查纠偏工作。工作期间，他有针对性地与村里各阶层人士、群众交谈，在他们抱怨叫屈的谈吐中，寻找问题的症结和解决办法，如果划错了，就真心诚意地给纠错对象赔礼道歉。然后按照“抽肥补瘦，填平补齐”的标准纠偏，效果显著，马兴元由此对谷文昌特别欣赏，派人前来整理总结土地改革复查、纠偏工作的经验做法，并加以推广。
出面护古树
1958年8月，全国掀起大炼钢铁运动。当时东山本来没有炼钢的任务，可是一些领导干部为了所谓的“政绩”，不切合实际地向上级要求，东山也要炼钢。上级当然同意。这样，在东山全县掀起“大炼钢铁”高潮。
炼钢需要铁矿原料，也需要大量燃料，可是东山一项也没有。为解决铁矿原料缺乏问题，成千上万人捐献出家中的各种铁器，甚至连东山关帝庙的古钟也被“征用”了，还到沙滩边挖铁砂。为解决燃料短缺问题，一些人居然盯上了岛上仅存的古树，不少古榕树因此遭殃。西埔中兴街的两棵好几百年的古榕就被盯上了。这些人带来斧头锯子正准备砍伐。这时，有人想到树林保护神谷文昌，就赶紧奔向县委把这事汇报给他。
谷文昌一听急坏了，马上放下手中的工作，迅速赶来制止。砍伐者见是谷文昌，赶紧放下伐木工具，他们在谷文昌严厉批评中地灰溜溜地走了。从这以后，砍伐者再也不敢打古树的主意了。
为“小偷”正名
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，社员们受不了饥饿，常利用田间除草机会，偷吃地里的小地瓜或花生。工作组和大队领导立下规定：但凡有偷吃者，就是小偷，要进行批斗。
谷文昌历来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极为反感，他说：“对一般社员自私自利拿公家一些东西的，都不准叫小偷，叫做占小便宜。因为这个现象是我们给人家搞出来的，大集体生产搞不好，个人小私又弄得光光……造成矛盾是我们的错，不是工人、农民的错。”
会后，谷文昌要求摸底调查，结果查出全县患水肿病的高达859人，还有的出现子宫下坠、肝炎等疾病，造成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下降，也诱使一些干部和财务人员贪污、浪费和官僚主义。对此，他引导全县人民加强农业生产，家家种瓜种豆，以“瓜菜代”过日子；对已经收获的农田，组织第二次、第三次收获，共多收原粮84万公斤；发动民众下海捞海藻充饥；压缩社会购买力尤其是集团购买力；严格执行财政纪律；减少干部、工人和城镇居民粮食供应标准，终于带领全县人民渡过难关。
解散大食堂
人民公社兴办之初，全县兴起大办公共食堂之风。有些领导认为办公共食堂的形式是“共产主义的萌芽”，必须加以保护和发扬，因此公共食堂在全县迅速“发展”起来。开始，部分领导认为“反正粮食有的是”，可以“放开肚皮吃饱饭”。可是很快粮食吃没了，就靠一点番薯煮汤过日。饥饿的群众把怨恨的目光投向公共食堂。
对此，谷文昌夜不能寐，思考着如何尽快地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。恰好，1961年3月22日，中央颁发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（草案）》。
借着这股东风，谷文昌代表县委对公共食堂作政策调整：“可以办全部人参加的食堂，也可以办一部分人参加的食堂；也可以不办公共食堂；可以办常年的食堂，也可以办农忙食堂；在居住分散或者燃料困难的地方，也可以不办公共食堂……如果群众要求回家做饭的，也是不犯法的。”
由于有县委书记表态，全县的公共食堂，除了前坑洞村之外，在1961年春夏之间都解散了。
退回饼干
一天，谷文昌带警卫员潘进福和组织部干事林木喜到湖尾大队蹲点。谷书记一日三餐和社员喝一样的地瓜丝汤，胃病、饥饿和劳累使他全身浮肿，气喘乏力。夜里经常因为胃疼无法入眠。潘进福和林木喜合计给谷书记买了一斤饼干，说是要让他补身子。夜深了，潘进福悄悄走到谷文昌跟前说：“谷书记，我们给您买了一斤饼干。”
谷文昌一抬头，见到饼干，顿时厉声说：“谁叫你买的？不行，给我退回去！”
潘进福看着谷文昌浮肿的脸，禁不住泪水盈眶。
谷文昌见状，换了口气说：“群众在挨饿，我这个当书记的咽得下这饼干？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，不是官老爷，决不能搞特殊化。当前国家有困难，群众在挨饿，我们理应和人民同心协力战胜困难。等到群众生活改善了，你们给我多饼干好吗？”
潘进福噙着泪不住地点头。
蹲点结束，湖尾大队的田里都种上了番薯苗。谷书记带着潘进福和林木喜返回县里。临走，谷书记把那斤饼干原封不动交潘进福给退了。
有“代志”找书记
1962年秋，城关妇女曾凤颜来找谷书记。说是家中上有90岁的婆婆，常年卧病在床；下有四个儿女，家中籴米买柴洗洗涮涮全靠她，求他把在邻县工作的丈夫沙长钟调回来。于是她走了12公里来西埔找谷书记。
末了，曾凤颜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像这种查某人（女人）的事，本不该找您，可是听人说‘有代志（事情），找谷书记’，就找您来了。”谷书记一听这话激动起来：“谢谢你对共产党的信任！我们就是要为人民群众办事！”然后，谷书记问了她丈夫的工作单位，告诉她：我们会替你想办法。
曾凤颜回城关时下着小雨，谷书记拿出3角钱，让工作人员带她去坐车。不久，在谷书记的关心努力下，沙长钟果然调回东山。
这事以后，曾凤颜逢人便大赞谷书记的亲民作风，人家说“有代志，找谷书记”，果真是这样。
支书队长挨批
东山大搞植树造林初期，白埕村为巩固绿化成果，立下村规民约：谁砍一棵树，罚种千棵。一天，谷文昌来到白埕村，发现有人在刚建的新房旁边砍了两棵木麻黄。谷文昌怒不可遏：“社员乱砍树，责任在干部！”他找来村支书和大队长狠批。大队干部找来建房人，他承认了木麻黄是自己砍的，也甘愿受罚，将功补过在村旁一块空沙地上补种2000棵。
风波本来就这样过去了，谁知第二天早上，谷文昌又找到村支书和大队长，发更大的气：“你们是怎么监督的？”两位干部委屈地说：“我们真的看着他补种的。”“我刚才算过了，是1998棵！”支部书记愧疚地认错：“谷书记，我们工作确实不细致。我们马上监督砍树人补上！”
事后，两干部感叹于谷书记认真细致、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，说：“谷书记身上，值得干部学习的地方太多了！”
领导要在第一线
1960年6月9日，福建全省遭受了一个百年不遇的特大台风袭击。龙溪地区死亡329人，伤4707人。令人不可思议的是，处于台风最猛烈地区的东山县，死1人伤2人。这奇迹是如何创造的？
在暴风雨到来之前，谷文昌明确表态：在台风到来之时，领导干部不能坐在办公室，遇到自然灾害，领导就要出现在第一线。谷文昌按公社分片领导，公社党委包大队，大队主干包小队。各级领导全部亲临第一线，奔赴危险地区。
在抗灾备战中，谷文昌带病上阵，昼夜不眠，督战通宵；县委副书记杨随山、靳国富、王治国也冒着倾盆大雨，奔赴各公社，坐镇最危险地区。
台风期间，风雨交加，巨浪咆哮。白埕大队领导林龙光冒雨巡堤保护盐坎，预防出险。杏陈公社高陈大队领导高初生，带头潜入水中堵塞涵洞。68岁老社员高亚毛年老体弱参加抗灾，有人劝他回去。他说：“谷书记、支部书记都干通宵，我怎能去睡?”
防抗“6.9”台风的胜利，再次证明谷文昌一向坚持危难时刻领导要在第一线显身手的正确性。
怒斥瞎指挥
渔业生产“大跃进”的年头，最大限度地提高渔业产量、最大可能地增加捕鱼时间被认为是一条捷径。一些领导干部强调“反掉常规”，改“龙禁日”为“增产日”，照常出海生产。所谓“龙禁日”，是海上经常出现风暴的日子，渔民称之为“暴头”。这种“反常规”必然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。可是一个领导干部津津乐道：“要叫大风为我们服务，叫海浪向我们屈服，叫海龙王献出财宝”；要“乘台风，破狂浪前进……向海洋索取一切财富。”陈城公社一位副书记，就是这样强迫渔民不管天气好坏与否，都要下海捕鱼。渔民们把这位领导的官僚主义行为报告给了谷文昌。
谷文昌一听怒不可遏，立即赶到陈城公社，找到这位干部，责问他有否这事。这位干部先点头后低头。谷文昌严厉斥责：“真是胡闹至极！是渔民的生命重要，还是几条鱼重要？”谷文昌这一怒，从此整个渔区再也没有发生强迫渔民冒生命危险下海捕鱼的事。（东山县纪委监委供稿）